一場人類從未見過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降臨人間。在中國，在世界，防控疫情成為各個國家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共同的主題。顯然，疫情的暴發和防控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但又超出了公共衛生問題的范疇。國家治理問題、外交問題、價值觀問題都被提了出來，人權問題尤為引人關注?？梢哉f，這是一場波瀾壯闊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保衛戰，也是我們進一步思考和研究、完善和發展人權思想的契機。在抗擊疫情期間，我陸陸續續寫下了一些人權筆記。本來，這些筆記是供自己研究用的，選擇六篇發表出來，也許可以和大家一起來研究，推進我們人權思想的發展。

一、抗疫彰顯中國人權思想的優勢

新冠病毒肆虐武漢，中國蒙受大災。中國抗疫的指導思想很明確，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要把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放在“第一位”。中國抗疫的這場人民戰爭、總體戰和阻擊戰，從人權角度來說，就是一場波瀾壯闊的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的保衛戰。

在全中國人民萬眾一心防控疫情的整個過程中，黨和政府采取的所有決策和措施，包括中期實施的“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方針和后期提出的“外防輸入、內防反彈”方針等等，都體現了這一重要人權思想。比如：

——發現“不明原因肺炎”，不僅組織專家團隊搞清楚病原體，而且要求專家致力于搞清楚會不會“人傳人”。

——為防控新冠病毒在武漢、湖北乃至于全國各地人群中傳播擴散，果斷決定對人口過千萬的武漢實施“封城”措施。與此同時，在武漢城內各個社區和全國各地社區實施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隔離措施。

——針對武漢和湖北醫療資源短缺，醫務人員自身也被感染患病，患者得不到及時診治，人民群眾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危急狀況，黨和國家緊急調動軍隊和全國各地的醫務人員以及醫學專家馳援武漢，馳援湖北，人數達4萬多人。

——為緩解武漢、湖北和全國各地出現的口罩、防護衣、呼吸機等醫療資源嚴重短缺等緊急情況，保護醫務人員和全國各地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在動員相關企業加班加點生產的同時，國家組織其他方面企業立即轉產。

——為解決醫院和病床短缺，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急需分開救治，搶救更多患者的生命，果斷決定用最短的時間和最快的速度，建造火神山和雷神山兩座醫院，并運用軍隊野戰醫院的模式改建一批方艙醫院。

——在抗擊疫情、救治患者的日日夜夜，最辛苦的是廣大醫務人員，從中央開始到各地黨組織和政府通過多種形式慰問這些“白衣天使”，關心他們的身心健康，關心他們后方的家屬，幫助他們解決后顧之憂。

——為了幫助自我居家隔離的群眾，解決他們的生活需求，社區工作者和志愿者不僅登門了解，還努力提供服務，為居民們排憂解難。

——在抗疫最緊張的時候，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了一場又一場新聞發布會，天天如此，以最權威的形式，把人民群眾最關心的信息告訴大家，向國內外媒體通報。

——對于廣大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以及來自群眾的舉報，及時組織有關部門進行調查核實，并以公開透明的形式向全社會報告調查結果。

——紀檢監察部門在調查核實基礎上，對于那些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的干部，那些作風散漫、一問三不知的干部，那些失職的干部，一一加以處罰。

還可以列舉很多，至少在這十個方面的決策或舉措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貫穿于這些決策或舉措之中的行動指南，就是：把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放在“第一位”的人權思想。

我們之所以能夠一以貫之而又全方位地堅持這一人權思想，不是偶然的。對于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來說，尤為如此。一是因為我們黨是用歷史唯物主義武裝起來的，懂得“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二是因為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懂得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關系到每一個群眾的切身利益；三是因為我們黨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者，懂得“民惟邦本”“人命大于天”，十分珍惜人的生命。

難能可貴的是，這一人權思想在經受這次疫情大考的時候，獲得了14億中國人民的廣泛認同。從全局講，我們之所以能夠在那么短的時間里，在疫苗還沒有研制出來的情況下，贏得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勝利，歸根到底，靠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靠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越性，靠的是14億中國人民能夠眾志成城抗擊疫情。從人權這個局部講，我們也完全可以說，這次中國人民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有力地彰顯了中國人權思想的優勢。

二、人權思想研究的實驗室

這場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的保衛戰，也是對中國和各個國家人權思想難得的大考。

之所以說“難得”，因為自然科學為了避免干擾可以在真空里做實驗，社會科學研究沒有真空的環境。社會活動不僅有思慮和激情的人參與在內，而且參與在內的人往往有對立的人群乃至于階級，要揭示社會活動的規律非常不容易。這次防控疫情，盡管也有人為的因素在干擾，但它不是人與人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而是人與病毒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有個援鄂醫務人員說：“這個疾病完全顛覆了我們之前的臨床經驗和醫學知識。相當于你被敵人干掉了，連他長啥樣都沒見到，就這樣感覺?！痹谶@場斗爭中，人類處于斗爭的一方，新冠病毒處于斗爭的另一方。在這樣的條件下研究人權問題，可以比其他條件下更為客觀。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不僅告訴我們人類是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誰也不可能獨善其身，而且告訴我們人類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終極目的就是尊重和保護人類自身?？梢哉f，這次大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人權研究的社會實驗室。我們可以在防控疫情中仔細觀察和深入研究人權問題和人權思想。它比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戰爭更能夠使人懂得人類為什么要尊重和保障人權、什么才是人之為人的基本權利。

從中國聯防聯控疫情開始，到中國鼎力支持全球抗擊疫情，世界各國對中國的高度評價和贊譽不斷。但是，有些人對中國人權質疑的雜音一直沒有中斷過。在這次大疫的人權思想實驗中，我們不可能把那些雜音像自然科學那樣從實驗器中排除出去以形成一個真空的實驗條件，但這些雜音也可以幫助我們從反面研究他們口中的人權有哪些致命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感受特別深刻，在新冠病毒向人類開戰的時候，有些人不是把炮火對準人類的共同敵人病毒，而是從背后向正在同新冠病毒戰斗的中國人民打冷槍。從武漢封城到全國各地社區群防群控，再到快速建造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中國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控制疫情蔓延，取得階段性勝利。但在中國抗疫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人抹黑中國的人權保障——從“真正的東亞病夫”到各種各樣對中國污名化言論，從“陰謀論”“信息隱瞞論”到“中國賠償論”……

世界這么大，又這么復雜，出一些奇談怪論并不奇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新冠病毒不會因為某些人對它的“優惠”而給他們優惠，相反，新冠病毒倒是促使我們對究竟什么是人權，怎么從根本上尊重和保障人權，進行比以往更加深入的思考。人類的人權思想，是在災難中成熟起來的。這次大疫大災，也應該促進人權思想的深化和成熟。否則，我們也太對不起那些在抗疫中作出巨大貢獻甚至犧牲的英雄了！

三、從生命權與自由權的選擇看自由主義人權觀的致命問題

在這次抗疫進程中，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還是像傳統的自由主義人權觀主張的那樣，把個人自由放在第一位，成為各個國家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決策時最為糾結的一件事。人權領域多年來的爭論及其背后的思想理論分歧，這次以最直接的也最尖銳的方式突顯在我們面前。

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國抗疫的指導思想。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中國黨和政府果斷采取了一系列震驚世界的重大舉措。最突出的，一是對武漢這樣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實施“封城”；二是在武漢城內和全國各個城鎮實行社區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隔離措施。中國感染病學專家指出，遏制傳染病流行的最佳舉措就是通過人群隔離切斷傳染源。這是科學，也是維護人權。派出大量醫務人員去救治患者，是維護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把感染病毒的人群與沒有患病的人群隔離開來，也是維護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有些人喋喋不休地指責中國，說這是侵犯公民自由行動的人權。于是，問題發生了，在新冠病毒肆虐人類的時候，究竟是應該把維護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放在第一位，還是應該把維護人的自由權放在第一位？中國黨和政府的決策是，把保障和維護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放在第一位。這有什么錯呢？

有專家作過研究，凡是在疫情剛發生時對社區人群不采取嚴格隔離措施的，感染病毒致死的人就多。包括那些經濟比我們發達，醫療衛生設施也比我們健全的西方發達國家，只要不采取措施切斷傳染源，大多會淪陷。那么，他們為什么不愿意像我們一樣采取果斷的隔離措施呢？這里，有對病毒危害性的認識問題（如把新冠病毒看作是流感），有兩黨制或多黨制制度下黨派之間的相互牽制問題，有經濟利益及其背后資本力量的作用問題。所有這些因素中，最深層次的問題，是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包括自由主義的人權觀，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影響。

自由主義人權思想從提出、形成到不斷演變有悠久的歷史，也曾經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中發揮過積極的作用。盡管這一思想在其漫長的發展進程中，在社群主義人權觀、國家主義人權觀的質疑下，以及在社會主義人權觀的斗爭下，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其核心思想追求的是個人自由的權利，始終沒有變。在他們看來，個人主義是人權的出發點，自由是人權的核心，權利是人權的基石。凡是妨礙個人利益、限制自由行動的做法，都是侵犯人權。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僅僅為要不要戴口罩這樣在我們看來非常小的事，西方許多國家都會在全社會包括領導層中發生爭論，其原因就在于他們認為這是侵犯了個人自由的權利。而其結果就是感染病毒和死亡的人數急劇增加。認為個人自由高于人的生命，是自由主義人權觀致命的問題，或者說，自由主義人權觀會“致命”。

四、辯證地認識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

在抗疫進程中，把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放在第一位，是中國這次抗疫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們是用辯證唯物主義武裝起來的，懂得社會發展的規律，懂得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在研究人權思想時，也必須辯證地認識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

當我們講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的時候，這里的“人”既是單數的人，也是復數的人。單數的人，就是個人。如果把尊重和保護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都理解為個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那么，他人需要大家保護和救治的時候，誰來承擔這一義務呢？顯然，我們既要尊重和保護個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也要尊重和保護他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因此，我們所講的“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應該是包括你我他在內的復數的“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由于我們每一個個人都是人民的一員，尊重和保護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也就是尊重和保護我們每一個個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同時，每一個個人又都有義務尊重和保護他人和全體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在一定的條件下，個人還要準備奉獻自己的自由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救治和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為什么我們把這次馳援武漢的軍地醫務人員稱為“最美逆行者”？就是因為他們在武漢封城后還要冒著有可能被感染病毒的風險逆行在去武漢的征途上。事實上，不僅是馳援武漢、湖北的軍地醫務人員是“最美逆行者”，武漢、湖北當地的醫務人員和全國各地戰斗在抗擊新冠病毒第一線的醫務人員都是“最美逆行者”。因為，他們天天和新冠病毒短距離接觸，天天冒著被病毒奪取生命的危險。

同樣的道理，對于這些“最美逆行者”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我們要格外尊重和保護。他們為了救治患者，準備犧牲自己，但我們不能讓他犧牲。在整個抗疫過程中，我們都懷著對他們十分敬重的心情祝他們能夠平平安安。上?！督夥湃請蟆芬黄獔蟮乐杏羞@樣一些細節，值得我們一讀：上海首批援鄂醫療隊隊長鄭軍華說：“在武漢工作的日子，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定期與前線視頻連線，詳細了解醫療救治進展、物資后勤保障、關切詢問日常生活情況”。上海華山醫院副院長馬昕也說：“雖然離家很久，卻仿佛沒離開過，有市委市政府作為家一般的大后方的支持，我們在前線義無反顧。后方做了最好的安排，照料了我們的家人，讓前線戰士沒有后顧之憂！”上海瑞金醫院副院長胡偉國說：“當我們抵達武漢時，城市猶如睡著了，看到的是醫療裝備和物資不足的困境，看到的是一批批病危的重癥患者”。最艱難時，最缺乏信心時，是市委市政府通過前方指揮部，予以前線充分的指導和關愛。為醫療設備、防護物資不足擔憂時，一批批呼吸機、監護儀、防護服送來了；思念家鄉、想念親人時，一道道‘上海的味道’送來了；在疫區面對種種困難、情緒波動時，安撫緊繃情緒的心理醫生派來了，等等。這篇報道讓我們知道了地方黨委是如何關心這些“最美逆行者”的，既讓我們形象而又深刻理解了什么是黨的領導，也讓我們這些關心“最美逆行者”的人感受到無比的欣慰。既千方百計保護患者的生命權和健康權，又千方百計保護救治者的生命權和健康權，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全面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

在這次全民抗擊新冠病毒的進程中，不僅醫務人員包括醫學專家，還有廣大民警、社區工作者、志愿者以及交通運輸、醫療用品企業、金融等部門的干部職工，都為救治患者和切斷病毒傳染日夜奮斗。他們為維護廣大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作出了極大的貢獻。至于他們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是難免的。如果因為自己遇到某些不暢就責難他們，甚至全盤否定他們的奉獻，也是不公道的。更不能用某些個人身上發生的問題抹殺全社會為尊重和保護廣大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所作出的貢獻。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有人為了大我而犧牲小我，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也有人貪生怕死、茍且偷安，甚至在外敵入侵時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甘當臭名昭著的漢奸。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用諸如此類懦夫的行為、漢奸的罪行來玷污“尊重和保護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這一崇高的人權思想。我們在這里討論如何理解個人在對待生命權和健康權問題上的正確立場，就是不能只強調個人而不顧及廣大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

綜上所述，對于“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一定要辯證地加以理解，正確認識“個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同“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之間的辯證關系，決不能用個人主義價值觀曲解“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

五、辯證地認識人有權享有的生命和自由

“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早已寫在《世界人權宣言》之中。但在人權思想的實踐過程中，人的生命和自由這兩項基本人權的關系如何處理，歷來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次疫情大暴發過程中，這一問題的爭論也最大。因此，我們不僅要辯證地理解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還要辯證地理解人有權享有的生命和自由之間的關系。

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都是人所追求的基本人權，我們尊重和保護人的生命權，也尊重和保護人的自由權。對此，我們既不能顧此失彼，也不能厚此薄彼。在一定的條件下，我們可以強調某一方面權利，但這決不等于要否定另一方面權利。我們在抗疫過程中強調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并非要否定人的自由，而是在安全的環境中讓大家享受健康和自由，保證大家能夠健康地自由地生活。同樣，我們尊重別的國家強調和選擇個人自由，但作出這樣選擇的國家及其政客也不要抹黑我們對人民群眾生命權和健康權的保護，以及我們為人民群眾能夠自由自在地生活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應該講，在一般情況下，在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這兩項基本人權的相互關系中，人的生命是必要的前提。若無人的生命，何來人的自由？顯然，要實現人的自由，首先要保障人的生命。我們面對致人于死命的新冠病毒，唯有先全力抗擊疫情，保護億萬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同時在抗擊疫情時，確定人群不會受到傷害的自由活動環境。這是對人民最負責的正確決策。中國共產黨人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又是十分珍惜人的生命。即使在革命戰爭年代，也是如此。共產黨人不僅對自己的戰士，對人民群眾，竭盡全力保護他們的生命，即使是對戰場上的敵人也實行“繳槍不殺”的原則。毛澤東說過：“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還指出：“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

與此同時，我們也知道，在沒有自由就沒有人的生命的情況下，唯有先爭取自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爭取自由。多少先烈為了自由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外國有裴多菲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在中國有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這種為自由而作出的犧牲無比崇高，讓人敬仰。正如毛澤東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文中所寫下的：“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在這里，還需要指出，如同人的生命權有個人的生命權和人民的生命權一樣，自由也有個人的自由和人民的自由之分。裴多菲、夏明翰爭取的自由，都是人民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而不是個人的自由。當然，維護人民的自由，不能損害個人的自由；保障個人自由，也不等于可以傷害他人的自由，更不能無視人民整體的自由。而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對于個人自由來講，并非沒有代價。

總之，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作為兩項基本的人權都十分重要，但又要區分不同的情況，正確地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六、把“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從“原則”深化為“體系”

自從1986年12月聯合國通過《發展權利宣言》以來，世界上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于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各國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并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和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我國十分重視發展權，一再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

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我們和世界各國都遇到了一個新情況：為了維護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嚴重地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影響了人們享有的發展權。在中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了解決這一突出問題，提出要統籌抓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并采取有效措施在抗擊疫情取得階段性勝利的同時有序推進復工復產。這是一個關系到全國人民切身利益和國家發展大局的極其重大的決策。這個新情況和應對新情況的決策，顯然也涉及人權問題，要求我們人權理論工作者也要深化“生存權”和“發展權”之間關系的研究。

2018年10月，在南開大學為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70周年而舉行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曾經以“從《世界人權宣言》的源頭看生存權發展權”為題，作過一個發言。其中，我談到，人成為人的第一天起，要保障的是什么？是人的生命權。而人的生命要存續，就要解決人的衣食住行，為此就要生產維護自己生命所需要的一切。這就是整個人權思想的邏輯起點。在這個邏輯起點上，所要尊重和保障的人權是什么？就是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人的其他權利，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也包括公民和政治權利等，都是在維護和保障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中產生的。在那篇發言中，我提出了一個觀點：生命權是整個人權思想的邏輯起點。但是，我沒有對生命權和生存權的關系、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關系進行更多的闡述。多少年來，我們只是從原則上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而沒有對生存權和發展權及其相互關系作深入的研究。近幾年，我們對發展權還有一些研究，對生存權中的健康權也有一些研究，但對生存權的研究相對更少一些。但是，這次抗擊疫情的斗爭恰恰把生命權和健康權以及整個生存權問題突顯出來，特別是把生存權和發展權的矛盾突顯出來，我們能夠熟視無睹嗎！

有哪些課題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呢？

一是“生存權”的內涵。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這一論斷，我們不僅體會到生命權和健康權有多么重要，而且體會到生命權和健康權都應該屬于生存權，這些人權是尊重和保障發展權的前提，但生存權不等于發展權。也就是說，生存權也應該有自己獨特的內涵。這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課題。

二是生存和發展、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關系。一般而言，生存和發展是互為條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也是緊密聯系的。但這次疫情告訴我們，它們兩者之間在一定條件下又是相互對立的。怎么講清楚這兩者的關系，也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課題。

三是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不僅僅是一項人權原則，還是一個具有自身思想內涵的理論體系。如果我們能夠深化對這一原則的研究，就可能形成一個類似于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生理需求應用、安全需求應用、社交需求應用、尊重需求應用、自我實現需求應用）那樣的人權需要層次理論。這樣，我們就可以突破多年來在西方中心主義思想下形成的“三代人權理論”，依據歷史唯物主義形成以生命權為邏輯起點的、以生存權和發展權為中心的人權理論。